【导读】全球化长期以来是国际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推行，“逆全球化”的声音此起彼伏，研究者曾对世界处于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状态展开了大量的讨论。然而，本文作者认为，就贸易、投资、人员流动等经贸合作而言，全球化似乎是只是一个迷思，更多的经贸合作发生在地区内部，如欧盟地区、东亚地区、北美地区。随着各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归，未来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将更趋区域化，而非全球化，更遑论逆全球化。特此编译，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区域化而非全球化

 

各国外交政策中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壁橱里塞满了其他国家缝制的衣服、电子产品和汽车通常在远离消费者生活的地方组装、美国投资流入亚洲市场、印度人移居美国攻读研究生。数据显示，当前全球的贸易额徘徊在20万亿美元左右，比1980年增长了近10倍。国际资本流动从每年5000亿美元增长到超4万亿美元。跨境旅行的人数几乎是40年前的5倍。然而，称之为商品、服务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全球化更像是一个迷思，现实更接近于区域化。

 

其一，国际贸易上更具有区域性特征。如果距离不影响国际销售，那么任何产品的典型运输距离应该是约5300英里（即两个随机选择的国家之间的平均距离）。然而实际上，50%的进口产品运输距离不到3000英里，甚至比飞越美国的距离还短。有学者研究得出：“能力相似的两对国家，如果一对国家间的物理距离是另一对国家的一半，那么仅这种物理上的接近性就有望使两国的商品贸易额增加三倍以上。”

 

其二，公司的海外进军更具有区域性。对《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的一项研究表明，每三美元的销售额中就有两美元出自本土地区。一项针对365家知名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9家是真正的全球性公司。此外，反复被提到的术语“全球供应链”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跨境制造往往比成品买卖更具区域性，现代制造业中的零件更多的是在邻国间运输。

 

其三，国际资本的流动更具有区域性。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跨境买家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投资，平均而言，他们的投资距离不超过“东京—新加坡”之间的距离。外国直接投资往往跟随贸易，欧洲超过一半的跨境融资仅在欧盟内部流通，而亚洲银行和公司在亚洲的借贷和外国直接投资也正在增加。

 

其四，个人生活也更具有区域性。大多数人从未踏出国门，而对于那些出国旅行的人来说，超过一半的人从未离开过他们所在的地区。绝大多数去欧洲度假的旅行者都是欧洲人，亚洲和北美的人们也是如此。那些永久移居国外的人也倾向于靠近原籍国生活，不离开原有地区。

 

二、为何区域化胜过了全球化

 

其一，地缘环境是首要原因。即使借助大型集装箱船的帮助，跨洋运输物品仍需时间和金钱。跨大西洋航行会延迟一周的交货时间，而穿越太平洋会使货物到达美国的时间延长一个月。此外，地理位置越接近的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也越相似，这免除了重复组建律师、会计师及人力资源专家团队的麻烦。地理位置越远，团队合作建立信任与理解则越难。

 

其二是语言和文化因素。远距离贸易不仅会出现货物延误或丢失的情况，跨时空的沟通和协调所固有的困难也会增加开展业务的成本。语言和文化因国家和地区而异，这种差异通常会随着距离增加而扩大，这也是1/4的贸易发生在共同语言国家之间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经济因素，即贸易协定往往是区域性的。在过去30年中，除世贸组织外，区域性的双边或多边自贸组织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欧洲国家优先在欧盟境内进行贸易；巴西同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等拉美国家进行合作；亚洲国家通过东盟自贸区和后来的RCEP联合起来。此外，2010年一项针对123家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当公司在本土地区进行国际扩张时，资产回报率有所提高，但当它们远离本土地区时，资产回报率就会下降。麦肯锡公司称其为“全球化的惩罚”，介于极远与极近之间似乎是私营部门获得利润的黄金区域。

三、三个典型的一体化地区

 

超过一半的国际货物、资金、信息和人员流动发生在三个主要地区：亚洲、欧洲和北美。中国、韩国和越南的经济崛起始于区域投资和投入，东欧经济快速增长得益于同西欧的联系，墨西哥的经济规模翻倍归功于1993年的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就一体化程度而言，欧洲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尽管英国脱欧和日益高涨的欧洲怀疑论可能会削弱欧盟，但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盟的紧密联系根植于半个多世纪的外交谈判，这些谈判创造了欧盟的单一市场、共同护照和共同货币。今天，欧洲人共同制造产品并相互出售，近三分之二的欧盟贸易都留在欧盟内部。

 

亚洲在一体化方面也不甘落后。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该地区内部贸易的比例已从 1990年的45%上升到今天的近60%，超过北美并接近欧洲。亚洲国家共同制造产品并更加频繁地相互出售，近三分之一的亚洲制成品销往本地区的消费者。

 

北美国家也加深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内部贸易量增长了四倍，远超它们同域外国家间的贸易增速。北美国家的投资也变得更加区域化，特别是对墨西哥而言，自1993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每流入墨西哥的两美元中就有一美元来自其邻国。此外，北美的农业和先进制造业供应链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发展，使其区域商业增长量超过原来的四分之一。

 

四、时下抑制全球化的因素

 

一是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边境关闭和物流成本上涨促使公司考虑将生产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各国政府也开始对药品和医疗产品的国际供应链加强管控。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使私营部门更容易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内扩大生产。一些新的制造方法，如3D打印技术，正在改变制造工艺，使小批量生产更实惠，并减少对专业工厂的需求。这些技术进步和转变减少了公司所需的工人数量，削弱了规模经济的优势，确保一些公司可以在不牺牲利润的情况下，将生产转移到更靠近消费者的地方。

 

二是时间成本。消费者期望商家更快的交货并获得近乎即时的满足感，因此，如果数千英里外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交货时间较长，则可能导致销售额损失。此外，定制产品的流行也使得国外的大规模生产设施重要性降低。

 

三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将两亿多工人从腹地带到制造业中心的大迁徙已经基本结束。几十年来，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现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工人比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要多。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工作年龄人口正在收缩，限制了劳动力储备，并抬高了电子产品和其他供应链的工资率；在欧洲，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或已出现了下降趋势。数以百万计的东欧人前往西方邻国寻找更好的薪酬和机会，而涌入的移民和难民只能补充部分的劳动力。

 

四是气候变化。随着港口被淹没、铁轨弯曲以及飞机更频繁地因风暴而停飞，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地扰乱物流。更长的供应链会增加物流的脆弱性和潜在成本。此外，旨在通过节能减排来减缓地球变暖的政策正在提高全球运输价格，激励公司在更接近消费市场的地方生产商品。

 

五，政治变革也在抑制全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受政治因素影响，世贸组织在逐渐边缘化。它不再是谈判新贸易规则的论坛，它重塑全球贸易的努力在2015年的多哈回合谈判后戛然而止。相反，区域协定已经介入管理国际贸易。在北美，USMCA 规范北美的贸易关系并仲裁争端；在亚洲，RCEP减免了15个国家之间的大部分关税，并整合各国的贸易规则；在非洲，ACFTA也试图用一个几乎覆盖整个大陆的单一商业体系来取代混乱的双边规则和条例；其次，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分裂国际贸易。随着产业政策的重新流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设置保护主义壁垒。美国政府已将半导体、大容量电池、药品和数十种关键矿物确定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并在这些指定部门花费数百亿美元来扩大库存，增强国内和友好国家的制造能力，重新绘制全球供应链。但是，除少数高度敏感或至关重要的产品外，大多数国家的其余产品几乎不可能将生产带回国内。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跨国公司将远离全球化供应链，转而采用更短、更重复的区域供应链。区域化，而非全球化，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企业议程的设定。

 

五、美国的优势与对策

 

以上的技术、人口结构和政策转变中有许多有利于美国。其一，廉价工资重要性的下降和对熟练劳动力重视程度的提升将有利于高收入的美国工人；其二，大量的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将使许多美国公司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充足的资金将促使发现、专利和产品不断涌现；其三，美国拥有明确的法律和监管制度以及良好的商业环境，投资者更喜欢依据纽约法律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基于以上原因，美国经济应该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适应良好。但尽管如此，其他国家也在教育、研究和开发上投资，并推进他们的技术和国家领军企业，华盛顿的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对美国而言，需要在更加区域化的世界里提升其产品竞争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并加入贸易协定，美国的出口成本相对上升，出口的产品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受到侵蚀，且美国享有优先准入条件的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不到10%。因此，当各国联合起来出口产品时，即使是像美国这样庞大而富裕的国家，也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与之匹敌。德国被吹捧的国际商业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在东欧建立的区域制造业联系;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出口活力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融入区域供应链。美国如果想复制这些成果，就需要更多地推动并融入区域化，高效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内，美国需扩大安全网络，确保劳工权利，并改善能够提升美国人技能的教育机会。此外，国内基础设施也需要升级，以降低影响美国制造商品的物流成本；对外，美国还需要采取更具战略性的贸易方式，在美国的贸易政治发生变化之前，试图追求一个强有力且全面的贸易协定来维持其领导角色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北美大陆而言，需要继续完善加深区域一体化程度。其一是完善链接各国的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增加陆路过境点，升级过境的通道，扩大铁路线和车站，投资人员和技术以支持入境口岸。凭借更快的连接和更低的物流成本来生产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其二是更便捷的人员流动渠道。工人会随着零部件在三个国家之间移动而产生人员流动。因此，需要更多、更轻松的合法工作移民途径，需要可转让的证书、执照和文凭、商务签证、更长期的移民途径。教育交流、语言学习、跨境学徒和技能发展计划都可以帮助建立一支能够更好地吸引新业务和投资的大陆劳动力；其三是更完善的政策支持。随着美国政府推出产业政策以提高一系列关键供应链的弹性和市场准入，区域邻国可为美国生产提供帮助。例如，地域多样化可抵消自然灾害和事故对库存和生产能力造成的风险；区域制造可通过跨境供应网络来获得更低成本和更高质量的商品，以降低补贴的公共财政负担。

 

 

作者简介：

Shannon O'Neil 是Nelson and David Rockefeller 拉丁美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公民社会、市场和民主项目主任。研究方向包括拉丁美洲、美墨关系、全球贸易等。本文改编自她即将出版的《全球化神话：地区为何重要》一书。

 

原文链接：
　　Shannon K. O’Neil，“The Myth of the Global：Why Regional Ties Win the Day”，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2-06-21/myth-global-regional-ties-win

编译：韩 　笑

校对：邹松洋

编辑：武兵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