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地缘政治、产油国与石油垄断公司的利益冲突、供需失衡、经济增长等因素，全球油价出现多轮震荡，甚至爆发石油危机，全球经济增长受到制约。近期，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多重治理危机，特别是全球能源供应和石油价格出现了急剧波动。当前，各国在迫在眉睫的气候危机与能源危机之间面临困境。本期推介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格雷戈里·布鲁研究员的文章，介绍过去50年以来全球石油价格动荡的原因与特点。作者认为疫情背景下全球石油市场已再度敲响警钟，全球能源转型势在必行。特此编译，供各位读者参考。
石油是一种价格不稳定的商品。即使在理想条件下，原油价格也会因各种原因瞬息万变。尽管如此，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已基本可以应对这种波动。截至本世纪初，石油需求稳步上升，石油产量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石油市场的动荡逐渐变得难以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使政府和企业面临着供应短缺和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市场的不稳定。为了应对未来冲击并减轻气候变化的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付出更多努力稳定价格，并推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向。
一、油价震荡的年代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依赖能源商品的流动来维持工业活动和生活水平。十九世纪，经济活动以煤炭为中心，后来转向石油和天然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西欧和日本重建，现代全球能源市场随之形成。1949年至1970年间，全球石油消费量迅速增加。尽管需求激增，但石油市场相对稳定，价格波动很小。原因在于，一方面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美国保留了足够的闲置产能，以满足紧急情况下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主要石油公司控制着全球石油市场和中东的高产油田。这种主导地位意味着大公司可以作为寡头运作，从而使油价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保持相对稳定。石油供应的中断也因此很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然而，20世纪70年代，受全球石油市场和国际政治变化的影响，这个稳定的体系出现了波动。1973年阿以战争期间，当时占全球石油供应四分之一的阿拉伯国家从西方私营公司手中夺回了石油控制权，并削减产量，导致全球供应远低于需求。同时，欧佩克（OPEC）通过在成员国中设定生产配额来控制价格，在几个月内使市场价格翻了两番。
此次价格冲击对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1974年至1975年间，美国遭遇经济衰退，西欧和日本被迫削减能源密集型产业。油价的快速上涨造成了全球“滞胀”现象——这是缓慢增长和高通胀的结合，并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大受打击，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既缺乏国内石油来源，也缺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财政资源。到二十世纪末，全球能源市场陷入动荡。西方公司无法影响供应，欧佩克亦不能管理因其政策造成的价格上扬。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又一次价格动荡，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暴力威胁始终笼罩着波斯湾的油田，为全球石油流动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
二、石油价格的动荡年代与影响因素
一，石油危机与石油价格波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能源体系，为未来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与前几十年不同，此时的油价不再受西方管控。欧佩克成员国增加，国际石油市场供应主体更加多元化。这些事态发展使价格冲击的影响扩大化和复杂化，冲击变得更加频繁，更难预测。
二、地缘政治与石油价格波动。1990年科威特战争增加了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当石油供应面临潜在暴力风险时所产生的附加值——导致油价飙升。尽管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增加产量使石油供应保持相对稳定，但这次冲击依然导致1990年全球经济放缓，1991年又因能源成本增加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三、供需失衡与石油价格波动。当需求萎缩或供应超过需求时，原油价格都会崩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油价暴跌，虽然更便宜的石油对西方国家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福音，但这种冲击在巴西和俄罗斯等石油生产国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四、经济发展与石油价格波动。1990年至2008年间，石油需求急剧上升，这主要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石油基础设施投资的蓬勃发展。2008年，油价首次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创下历史新高。尽管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价格暴跌，但油价迅速复苏，且未来三年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三、全球石油市场再受冲击
2014年，石油市场和国际油价再一次崩盘，油价在一年内从每桶140美元暴跌至50美元。下降原因很简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求放缓、水力压裂提炼页岩油等技术进步使美国供应量增加、市场供过于求。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油价在低位徘徊，但刺激了全球经济增长，帮助美国和欧洲从经济危机中快速复苏。
尽管如此，油价暴跌还是产生了几个严重且持久的后果，为下一时期的动荡埋下了伏笔。首先，它造成了石油行业的不确定性，市场萧条使石油行业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其次，石油产业高管越来越担心需求下降。2015《巴黎气候协议》签署后，大多数国家同意减少碳排放。最后，全球石油供应量整体下降。主要产油国或因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或因政治博弈、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产量下降或停滞。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大大降低了全球化石燃料的消耗，石油产业看似没那么重要了。然而，当各国从疫情中复苏，全球经济活动在2021年再次回升时，2014-2016年冲击的影响开始浮现。
四、全球石油市场再度敲响警钟
与过去几次危机不同，新冠疫情引发的石油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疫情爆发初期，随着主要经济体进入封锁状态， 2020年油价下降。2021年政府解除封锁后，需求迅速恢复，油价再次上涨导致全球面临不可忽视的经济过热风险。2021年夏，飙升的经济活动导致需求超过供应，石油和天然气库存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本轮石油危机的供需失衡具有结构性根源：首先，私营石油企业十年间两度经历价格冲击，对投资新生产持谨慎态度。其次，许多产油国更倾向于通过提高油价弥补疫情引起的损失，而不是增加产量。再次，疫情期间需求下降，石油公司停用多家炼油厂，全球炼油量大幅下降。此外，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使本已不稳定的能源市场陷入崩溃。西方政府对俄罗斯经济实施全面制裁，全球油价飙升，造成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由于欧佩克维持生产限制，美国公司在成本上升和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拒绝投资新生产，加剧市场紧张。
冲击也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包括西欧的高消费价格和斯里兰卡的经济崩溃，能源较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类似影响。
五、美国石油政策的选择
俄乌冲突不仅加剧了能源市场的动荡，还揭示了西方领导人和主要石油消费国在如何管理能源冲击的同时，应对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的困惑。气候倡导者则呼吁加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吹捧绿色能源的安全优势。但是，由于建造新的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锂电池所需的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新的气候友好型投资一样面临重重阻碍。因此，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现在正在将拜登总统拉向两个方向——他必须敦促美国公司一方面投资更多的石油生产，另一方面保持对能源转型的口头承诺。
尽管存在这些紧张关系，美国仍有一系列的政策选择可以利用：
从短期来看，为了加强能源安全，顺利实现能源转型，华盛顿应该采取更加坚定的方式来管理石油市场。例如，暂停阻止外国船只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燃料的《琼斯法案》、利用战略石油储备额外的定时释放以稳定价格、利用《国防生产法》以减少扩大能源生产所需的关键材料的瓶颈和短缺、为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所有者提供安全保障等。
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应该采取长效措施，增加可再生能源生产，减少国内化石燃料消费。拜登可以促进国内对风能和太阳能的投资、实施碳税或为非化石燃料能源的公用事业提供税收优惠、增加对制造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所需原材料的投资支持。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结束了市场稳定期后，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降低价格冲击的风险。相反，他们放任油价随国际市场波动。但当前价格冲击使国家更多地参与能源政策，情况正在改变。这种转变既是改善能源安全的一种方式，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手段。
可以肯定的是，对能源市场自由放任的态度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时代需要新方法。为了避免未来出现像2014-16年价格崩溃、COVID-19大流行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的冲击，并促进化石燃料的平稳转向，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制定协调的战略方针，以管理能源流动并控制价格的波动。
文章来源：A Shock-Proof Energy Economy: Taming Volatile Oil Markets Requires a New Kind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2-07-13/shock-proof-energy-economy
关于作者：Gregory Brew 是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
编译：王文婧
校对：王泽媛
编辑：武兵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