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6月2日，斯德哥尔摩+50国际环境会议开幕，该会议标志着一项全球合作的诞生，即旨在保护自然环境以促进人类持续进步。然而，SIPRI（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上周发布的《和平环境：新风险时代的安全》报告显示，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与日益黯淡的安全前景交织在一起。世界迫切需要团结起来以应对这些双重危机，并应对它们所带来的风险。本文借鉴了《和平环境研究报告》及研究所自身的国际外交经验，探索全球治理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这种合作，以及如何加强这种合作。特此编译，以供各位读者参考。
一、当下的全球治理凸显不足
在俄乌冲突之前，全球治理显然未能很好地应对当代最重要的挑战。
（1）COP 26（2021年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成果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低于许多观察者的预期。本次会议虽然加快了使国家承诺更具话语权的进程，但与会国集体承诺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量不会低于六年前《巴黎协定》设定的“理想的1.5℃”的限制，也可能不会低于被视为“必要的2℃”的限制。
（2）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举措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与合作的致命弱点和优势。有效疫苗的快速开发是成功合作的一个突出例子，但疫苗的分发受到物流问题和“疫苗民族主义”的困扰。
（3）世界三分之二的海洋表面，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区域(ABNJ)，正受到不可持续的非法捕捞以及航运和矿产开采造成的污染伤害。但专注于ABNJ的机构和协议的授权范围往往有限，因此难以应对这一全球公共领域面对的重要威胁。
（4）关于利用外层空间的法律框架同样不合适。相关法条大部分可追溯到1960年代和1970年代，它不规范私营公司的活动，也不包括任何执法机制。它也没有说明如何防止甚至管理外层空间的黩武主义，也未提供处理争端的工具。
（5）在过去十年中，核裁军的进展停滞不前，冷战以来的大部分军备控制架构已经崩溃。2010年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是现在唯一留存的对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构成有所限制的协议，而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一个谈判机构长期停滞不前。
（6）联合国安理会在俄乌冲突面前无能为力。去年，俄罗斯还阻止了一项与气候相关的安全风险决议，该诀议被视为安理会的核心业务。
简而言之，国际治理的工具和机构急需改革并重振合作精神。
二、应对充满风险的新时代
正如《和平环境报告》所强调的那样，环境和安全的双重危机已将我们带入了人类安全面临风险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非线性的：它们是多维的、有多个利益相关者、有多种原因和症状；它们有多种解决方案，同时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我们需要全球治理来应对这些风险，并完成三项关键任务：
第一，管理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所带来的恶果。既包括已存在的后果，又包括由于我们已造成的环境破坏而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第二，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根源，阻止它们变得更糟。由于这些根本原因往往关乎人类的经济活动，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影响深远的绿色转型——不仅仅是能源和运输系统的脱碳，还有我们如何生产食物、如何管理自然资源以及如何管理废弃物。我们必须确保自身不会在此过程中对和平与正义造成新的风险。
第三，我们必须确保自身为建设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步骤对自然环境的风险和潜在影响反应灵敏。
所有这些任务都需要在不同范围（地方、国家、区域、全球）以及不同领域（社区、青年、民间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政府、政府间机制以及金融和商业部门）的内部之间采取集体行动。
反过来，这种集体行动需要重建信任以及新的社会契约，意味着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协商可实现的交易，以最有效的方式平衡他们的利益。这适用于国家之间和社区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如何着手创建这份新的契约并加强全球协作治理呢？
三、包容意识
和平环境报告的主要建议之一是“有意识地包容”。包容性拓宽了制定或调整政策时可用的知识基础。它有助于理解政策旨在解决的问题性质以及背景。它还帮助确定可能的解决方案、谁可以实施这些方案，以及该政策可能意外产生的连锁反应——包括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当这些不同的群体知道他们的观点和利益已被纳入考虑范围内时，这就为政策创造了合法性、目标统一性和政治信任。这些反过来又提高了结果的成功机率，并建立了政治信任，从而使未来制定更雄心勃勃的政策。健康的民主治理和强大的民间社会组织对这一进程至关重要。
包容性在国家之间和社区之间同样重要。在国家之间，这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国家在影响它们的讨论中都有一席之地。包容性还意味着来自政府和外交领域之外的参与者可以有意义地参与多边交流。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探讨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确保青年、妇女、土著人民和其他传统意义上被边缘化的群体被包括在内，并能够影响正在发生的事情。
四、协调政策
非线性问题需要在传统政策领域和部门之间进行联合决策和实施。这需要打破孤立的思维，也需要对话。要做到这一点，不同的政策领域和部门需要说彼此的语言来相互交流。专业化需要与知识的广度相平衡。
这是一个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领域。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安全问题举行了多次讨论。像瑞典等国家已经推动将气候安全更系统地纳入安理会议程。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将环境合作纳入其综合的安全议程中。其2008年《马德里环境与安全宣言》明确承认欧安组织在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安全风险和该地区其他环境挑战方面的作用。2021年，欧安组织在最高政治层面通过了一项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的决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作为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十多年来一直在开展各种关于气候变化对安全影响的项目。2018年，联合国正式成立气候安全机制（CSM），向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提供综合气候风险评估。
随着我们进一步进入这个充满风险的新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类似的举措，以及更强大、更广泛的授权。
五、金融领域
金融是改善多边合作的另一个领域。未来几年需要巨额资金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危害的治理韧性，扭转环境恶化局面并建设和平。为此，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气候融资和技术援助这一原则已确立。这不仅关乎全球团结，而且关系到较富裕国家总体上拥有历史上最大的碳排放，并从化石燃料工业化中受益最大。
然而，令人担忧的趋势是，无论是用于救灾、冲突后重建还是气候融资，大笔资金承诺被打破。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富裕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到2021年，它们仍估计距离目标还差200亿美元。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韧性建设方面，最脆弱的国家有最明确的需求。然而，他们人均只能获得流向非脆弱国家气候融资的80%左右。
信任是合作的重要基础。在多边层面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方法是让富裕国家迅速、充分地履行其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环境问题上的国际融资义务。
六、数据和透明度
可靠的数据和提高透明度能够在应对双重危机的多边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很难预测当今环境和安全风险的规模和时间，部分原因是它们通常是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因素组合产生的。
共享全球或区域准确的、最新的数据库可以提高我们发现紧急风险并为其做好准备的能力，甚至可以阻止它们的发生。监测、数据处理和建模方面的进展可以帮助社区、企业和政府更有信心地规划和投资。
七、改变叙事
最后，有助于推动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叙事：我们讲述的关于绿色转型和环境危机的故事。叙述不仅仅是描述；如果它们听起来是真的，它们就可以大规模地影响和激励行为表现。
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大多都包括警告和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我们不能假装没有发生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灭绝。但是，描述问题仅能激发积极的行动。如果不与乐观和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相抗衡，它甚至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陷入瘫痪和绝望。
像《斯特恩评论》和《新气候经济》这样的分析非常清楚地表明，绿色转型后的相关产业提供了比传统模式更繁荣的经济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在美国，清洁能源部门的就业人数是化石燃料开采和能源生产的三倍，是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引擎之一。在瑞典，HYBRIT合作开发了一种可行的钢铁生产脱碳工艺，这是排放最密集的行业之一。我们可以合理地采用表达机会、共同繁荣、充满尊严和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的叙述，这一点可以通过注重公正与和平的绿色转型来实现。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解决地球紧急情况的环境和安全层面不仅需要做今天正在做的事情，还需要做得更好。它需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想的那种突破性的变革。这需要共同的愿景、信任和前所未有的合作水平。
八、新现实主义
在当今糟糕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国家间合作似乎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但面对双重危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交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这些危机，更不用说阻止它们变得更糟了。和平环境最明确的信息之一是，在这个充满风险的新时代，合作是新的现实主义。
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召开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对迄今为止缺乏进展的诚实评估也是新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各国在斯德哥尔摩+50上承诺将为今后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章标题：
We must strengthen multilateralism in a new era of risk
文章来源：
https://sipri.org/commentary/essay/2022/we-must-strengthen-multilateralism-new-era-risk
文章作者：
Stefan Löfve于2021年6月1日成为SIPRI理事会主席。他是瑞典前首相，并共同领导联合国有效多边主义高级别咨询委员会。
Margot Wallström担任指导SIPRI和平环境倡议的国际专家小组主席。她是前瑞典外交部长和欧盟环境专员。
编译：刘 源
校对：陈滟鹭
编辑：武兵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