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恶化，两国悬而未决的争端再次出现。近期，这两个东亚国家的现任领导人均表现出了重建关系的意愿。在地区安全形势不断变化之际，韩国外交部长朴振(Park Jin)近期对日本的访问，成为双边紧张关系解冻的第一个友好迹象。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弗兰克·奥姆(Frank Aum)研究了韩日关系的现状，如何改善现状，美国在日韩关系改善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特此编译，供各位读者参考。
日本和韩国于1965年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由于殖民时期和二战时期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双边关系一直不稳定。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日本政府发表了开创性的声明，为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以及参与运营“慰安妇”站（一种强迫韩国妇女成为日本军队性奴隶的制度）进行道歉。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关于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关系的联合声明代表了两国关系进入高潮时期。
然而，日本自民党（LDP）为扭转对日本帝国负面看法的行为，却使韩日关系的发展变得复杂起来。批评人士认为，自民党的民族主义派系（在前首相安倍晋三最近被暗杀之前一直由他领导）正在意图修正日本战时历史。这表现为辩护日本当时对朝鲜殖民的合法性；在东京靖国神社供奉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战争亡灵；支持粉饰战时暴行教科书的修订。
2018年底，韩国最高法院命令两家日本公司对强迫韩国劳工进行赔偿，自此首尔和东京之间的关系进入最糟糕的时期。这一裁决挑战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1965年的《韩日请求权协定》已经“彻底和最终”解决了所有索赔。大约在同一时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退出了2015年解决战时“慰安妇”问题的双边协议，文在寅称该协议存在缺陷。作为回应，日本对韩国半导体制造商使用的化学品实施了出口管制，并将韩国从优先贸易伙伴的“白名单”中除名。韩国也采取了类似的应对措施，将日本从自己的“白名单”中除名，并威胁终止一项双边军事信息共享协议。
虽然韩国和日本可能有许多类似正常关系的特征——例如强劲的经济贸易和密切的民间联系——但它们并没有建立起与美国结盟的拥有相似价值观、利益和关切的民主邻国关系。
韩国作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和第七大军事大国，在疫苗、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基础设施、空间、网络安全等优先领域，以及安全和防务、贸易和经济等领域，都是一个主要或不断扩大影响力的参与者。
传统的想法是，至少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出于惹恼中国的担心，韩国表现出对加入四方对话不感兴趣的态度。但是，随着尹锡悦政府显露出加入多边机制的意向，美日两国却流露出不情愿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担心韩日关系的紧张可能会打乱四方机制的平衡。当然，韩国可以通过四方机制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排除韩国参与领导层和议程制定的考虑，将可能持续韩日的紧张关系。
双边安全合作非常有限，华盛顿经常必须通过三边机制充当中介，使双方走到一起。韩日两国在韩美联合司令部和驻日美军司令部之间，没有设立联络事务所，即使在地区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也不会派遣观察员参加演习。直到最近，由于双边关系紧张，三边导弹预警和跟踪演习一直暂停。
考虑到历史矛盾和各自国情，按照韩日同盟的思路进行最佳合作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并且，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下构建综合威慑和地区安全网络的希望，在两个最强大的盟友关系不佳的情况下，遭遇严重的阻碍。
在改善日韩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难点：关于改善关系意味着什么，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改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大的国家间关系、强有力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来定义的，解决历史和个人恩怨不应该是加强合作的先决条件。1965年的邦交正常化条约和2015年的慰安妇协议是必要的协议，虽然不完美，但有助于两国建立关系，克服过去的分歧，加强彼此的安全和繁荣。
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和个人恩怨不应成为两国关系改善的障碍，但应尽早妥善解决，以实现真正的关系正常化，优化双边和三方合作。特别是，这一方认为，对于两国关系的本质而言，诸如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是否非法、以及如何补偿受害者的痛苦等问题，必须妥善解决，以便韩国和日本及其国民实现深层次的、心理上的和解，这是真正改善关系的基础。与此相关的观点是，美国在推进过去错误的协议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以牺牲韩国受害者的利益为代价，使日本恢复正常，以建立一个地区安全网络。总的来说，这种思路认为，在正常化近60年后的今天，日本和韩国仍然深陷摩擦，这恰恰是因为过去的那些协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和个人的不满。
为了改善两国关系，韩日两国可能需要同时采取两种方法，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安全和经济合作，同时立即采取措施解决历史争端。
韩国总统尹锡悦(Yoon Seok Yeol)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Kishida Fumio)都表示出比前任更有作为以建立关系的意愿。今年6月，尹锡悦政府宣布成立强制征用问题咨询委员会。次月，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向日本外相林芳正表示：“在大法院8、9月做出相关判决之前，将努力解决强制征用问题。”
最可行的解决方案应该是采用韩日企业共同赔偿强制征用受害者的共同基金概念。或者，根据1965年的索赔协议仲裁提供的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追索权。虽然强制征用争议是最紧迫的问题，但慰安妇法庭案件、独岛/竹岛领土争端、教科书修订、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模糊性等历史问题，最终都需要解决，才能维持牢固的双边关系。在这方面，学术、宗教、文化和非政府团体之间的民间社会交流和对话可以有所帮助。与此同时，日本应立即取消对半导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双方都应将对方重新列入各自的贸易白名单。
拜登政府已经阐明了改善日韩双边关系和韩美日三边合作的重要性。拜登总统5月份访问首尔和东京，强调了盟友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作用，并促成了6月底在北约(NATO)峰会期间三国领导人的首脑会谈。同样，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与韩国和日本的同行举行了双边和三方会谈，以鼓励在共同安全和经济目标方面加强合作，如气候危机、全球卫生安全和COVID的应对、供应链弹性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共同承诺等。
当然，要克服数十年来的紧张局势，需要的不仅仅是美国让双方共处一室。鉴于这一话题的敏感性，各种双边和三边会谈的官方资料并没有提供很多具体细节。但是，在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同时，华盛顿很可能正在大力强调“面向未来”的重要性。拜登政府可能还建议，两国将重点放在切实可行的“容易实现的”合作领域，例如:
·重新建立时任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为协调朝鲜政策和其他安全问题而召集的三方机制。
·恢复几年前因双边紧张局势加剧而停止的三边军事演习，包括导弹预警和跟踪以及海上拦截。三国于8月举行“太平洋之龙”三方导弹搜索与跟踪演习，并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季度导弹预警演习。
·重振三方防务会谈，加强与安全战略和防务现代化有关的磋商。
·加强在全球卫生、供应链弹性和气候变化等关键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特别是通过新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促进繁荣。
同时，华盛顿可能需要更有前瞻性地呼吁日本主动解决历史问题。例如，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鼓励日本“诚实和公正地”承认过去，并称慰安妇悲剧是“可怕的、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此外，承认美国在使这些不满复杂化方面的历史作用，可能有助于为东京提供更大的政治灵活性，以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与之相应，日本将需要韩国政府和相关受害者就任何协议的最终确定作出保证。
关于作者：
弗兰克·奥姆(Frank Aum)是美国和平研究所东北亚问题的资深专家。他负责监督该研究所在东北亚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加强外交，以减少紧张局势，增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2010年至2017年，他在国防部担任陆军总法律顾问特别顾问、助理国防部长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朝鲜问题高级顾问等职务。此外，弗兰克·奥姆还担任了韩美同盟事务交涉代表团团长，并获得了杰出公共服务国防部长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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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张梓轩
编辑：武兵科
一、日韩关系的历史
二、韩日关系与美国战略
三、如何改善韩日关系？
四、美国如何帮助改善韩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