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热潮逐渐退去，基于现实情况的判断和内外综合因素的分析，中国调整了“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投资策略。调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策略更加低调、务实，投资模式更加追求可持续发展。西方世界预期将如何应对这一调整？本期编译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对中国“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策略的分析报告，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方向，以供读者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下简称BRI）建设的十年里，这一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政府对集装箱港口、铁路网络和水坝等大型项目的融资不设置或者设置较低门槛的贷款条件，且金融体系相对稳定、强大。因此，在BRI实施初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新兴经济体欣然接受了这一计划。这股投资热潮使华盛顿及其盟友倍感意外，并广泛关注相关受资国的债务问题。

2016-2017年，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法规进行了大幅调整，当前中国的海外基础设施贷款只有五年前的一小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北京放弃了BRI，而是以一种更加低调、实惠的交往模式，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转向更有机地、更分散、更可持续地培养贸易、电信、绿色能源和学术等领域的联系。

面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调整，作者建议美国及其工业化伙伴调整发展战略，以找到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的相关举措。

一、BRI投资热潮的兴起与减退

当BRI首次推出时，它被世界各地的分析家誉为“变革性”和“可能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的倡议。早期中国国际贷款的数额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AidData研究实验室的数据，在BRI实行前五年，中国的海外发展支出平均是美国同等支出的两倍多，到2016年更是高达1200亿美元。北京的贷款计划推出后立即得到响应，因为它处理的是一个真正的和紧迫的问题：大量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大规模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但对通常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价格望而却步。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传统发展贷款机构向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贷款条件往往较为繁琐。相比之下，北京的无条件贷款受到了想要寻求更灵活融资形式的国家领导人的称赞。

尽管许多新兴的集权领导人仍然认为中国政府随时准备提供贷款，但这一愿望已不再得到中国的保障。各方数据显示，BRI的资金承诺已经大幅放缓。根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的主权贷款承诺从750亿美元下降到39亿美元，降幅达94%。其他区域和全球数据集普遍证实了下降的方向和幅度。2020年和2021年的部分信息表明，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压缩了中国的贷款规模。例如，波士顿大学另一个专注于BRI对非洲投资的数据库显示，2020年中国对非洲政府的贷款降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这一迹象自2017年就已经显现，不能单纯归咎于COVID-19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相反，这是由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

（一）投资周期与投资效率因素

在多数情况下，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在外国的适应能力可能被高估。例如，从2007年到2014年，中国向斯里兰卡贷款15亿美元，用于在汉班托塔建造港口和机场。近十年后，这两个港口和机场仍未得到高效利用。斯里兰卡经济持续受到该阶段所累积的债务影响，中国似乎并未做好给与斯里兰卡债务重组的准备。一些国家对签署新一轮贷款也持谨慎态度，对中国投资计划的热情也有所减退。

（二）中国自身的政经因素

许多观察家往往忽视了中国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在推动贷款放缓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最显著的是，在2016-2017年，中国经济监管机构对管理和授权大型海外投资和贷款项目的规则，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大幅减少了海外大型项目的数量和规模。监管机构采取这一措施的部分原因是，在BRI建设的高峰期，资本外流激增影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监管改革收获了预期效果。改革开始后的几年里，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贷款项目大大减少。

无论是中国整体减少贷款、或BRI在其他领域的推广，都并非偶然，而是北京有意识、谨慎调整的结果。2016年和2017年BRI贷款达到顶峰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就已经开始呼吁BRI应该更环保，更适合东道国的需求，更少集中在高调的基础设施项目上。

二、调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对海外投资收缩式的改革并非BRI的结束，而是将该项目从无节制的贷款转向更可持续的模式。北京并没有放弃通过经济发展获得全球影响力的追求。它将战略调整至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机的方向，并找到了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继续争取世界低收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随着中国逐渐减少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中国似乎正在与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资本密集度较低、更为有机的经济合作。IRI和其他机构的研究表明，BRI的投资领域已远远超出了基础设施的范畴，还包括学术、电信、绿色能源甚至金枪鱼捕捞等并不光鲜、但成本更低的领域。

调整后的BRI增加了中国在智库和学术界的参与，通过学术交流、项目资助和兴建孔子学院，努力在拥有新兴汉学项目的国家（如南非）获得构建中国研究领域的优先权。在BRI的支持下，中国扩大了在发展中世界媒体领域的足迹，特别是非洲。总部设在中国的卫星广播公司四达时代（Star Times）已经从国家广播公司和私人竞争对手那里赢得了市场份额。中国将其技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业务也在增长。例如，尽管华为如今被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电信网络拒之门外，但其4G和5G业务在非洲和南亚的许多国家仍然表现强劲。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在绿色能源和电网方面的投资稳中向好，中国国家机构和企业正在加强与坦桑尼亚、缅甸和所罗门群岛等国家在安全、监控和“治理”培训方面的合作。

三、美西方竞争路径的可能选择

首先，北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对收缩为华盛顿及其盟友提供了填补缺失的机会，世界范围内仍然存在关键的基础设施缺口。

其次，BRI建设正在进行许多的目标领域，如学术、电信和贸易，都是美西方国家有具有竞争力的领域。例如，促进贸易和商业，支持新闻和学术交流，提供奖学金和技术培训。

再次，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必须投入更多精力与小国建立关系。中国正在进行的BRI调整增加了小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可能会放弃对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作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承诺，但在所罗门群岛或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较小的投资承诺仍然可以发挥显著作用。在外交政策圈子里，维持“存在感”这种平淡无奇的工作仍然是培养信任和建立关系的最佳方式，而这种信任和关系能带来关键的机会。

最后，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可能在推动发展的同时促进民主。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拜登政府的民主峰会一致，再次强调了健康的民主机构对长期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太多美国的工业化伙伴不愿公开接受或强调这样一种观念。一些分析人士长期担心，民主化的呼声可能会让人联想到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干预行动，或者可能会疏远那些不倾向于民主的国家领导人。美国独自鼓吹民主的好处，很容易被认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但其他民主国家和主要援助国越是能够向华盛顿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担忧的有效性就越低。

作者简介：

MATT SCHRADER和J. MICHAEL COLE分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的中国问题顾问和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他们是最近IRI报告《中国共产党寻求全球影响力的案例研究》的首席研究员。

文章来源： Matt Schrader and J. Michael Cole，"China Hasn’t Given Up on the Belt and Road：Beijing’s Development Aid Plan Is Less Flashy—but No Less Ambitiou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china-hasnt-given-belt-and-road

编译：王文婧

校对：刘　源

编辑：武兵科